Alexander Kluge 談 Oskar Negt
譯按：法蘭克福學派代表學人 Oskar Negt (1. August 1934 — 2. Februar 2024 in Hannover) 日前於 2 日因病逝世，Die Zeit 訪問 Alexander Kluge 對其多年老戰友的看法，並於昨日刊出。
訪問者：Peter Neumann 博士
社會哲學家 Oskar Negt 在長期重病後於昨日逝世，享壽 89 歲。身為作家與電影製片人的 Alexander Kluge 是 Negt 老友，也曾合著數本著作。就此談話，Kluge 追憶這位老友和偉大的思想家。
ZEIT：Alexander Kluge，您稱呼Oskar Negt 「大哥」，但是您比他年長兩歲。他對您是怎麼樣的人？
Kluge：在中國，稱呼受到尊敬的人為「大哥」。精神上他是我們倆較為年長的。我們共同著作中 Negt 總是站在第一位，儘管就字母排列 K 是在 N 前面的。我很景仰他。
ZEIT：Negt 曾是六八學運的要角 ─ 他在法蘭克福是 Max Horkheimer 與 Theodor W. Adorno 的學生，Jürgen Habermas 的助手，然後成為「國會外反對黨」（Ausser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，簡稱APO）的發言人。您們是怎麼認識的？
Kluge：我仍然是個前六八人。我們拍電影的，坐在那仍感到驚訝不已。我不是很習慣，每個禮拜編寫小冊子或是為接下來八百年的政治議程制定。那對我很疏離。六八學運達到一個高峰後，「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」（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，SDS）就開始逢崩離析而解散。Oskar Negt 則召開圓桌會議，讓所有曾有齟齬的人再次聚首。這讓我印象深刻。這就是我們怎麼認識的。我們共事了五十二年。我非常依賴這個戰友，所以當我說 Oskar Negt 是我的兄弟，我是認真的。
ZEIT：這之間的來往是很激烈的。如 Habermas 在 1967 年警告 APO 是左翼法西斯時，說是會讓暴力衝突升級，Negt 是其批評者之一。他則事後為此公開道歉。這件事情已經落幕了嗎？
Kluge：Negt 一生都對 Habermas 忠實。對人事物批評與忠實並不是對立的。建造一個所有人都可以聚集的中間地帶，並不代表就會跟一個人如何基進，追根究柢地求諸基本論題有所對立。
ZEIT：您們的第一本著作《公共領域與經歷》（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）於 1972 年問世。對 Oskar Negt 來說公共領域是什麼？
Kluge：每個人都有經歷。然而，無論這些經歷跟自我覺察有所連結，抑或僅僅是個人魯賓遜式的，取決於是否有跟其他人分享交流的。當我得以將我思我感，跟其他人相準衡量時，那就是公共領域。公共領域起自啟蒙時代，而 1933 至 1945 年間並不存在。1968 年的年輕人曾將此再現─這是 1949 年基本法生效後的第二共和建國。
ZEIT：Negt 就勞動價值與生而為人的尊嚴，工會參與與民主的生活形式等提出一套思考。出身於東普魯士的寒微農民家庭的他，是怎麼樣的思想家？
Kluge：Oskar Negt 不是社會學家，也不是職業哲學家。他是理論家。古希臘的 Theoros 指的是城邦使團出訪異地時，留意異國人或本國人是否說謊的。他不可介入交涉，就只是留意確保沒有人說謊。這就是調解人的角色。Negt 兩者都是，理論家與調解人。他是那個將討論帶回實效、腳踏實地的人。他是建構實際效用的人。
ZEIT：Negt 不僅哲學上與馬克思對話，也跟康德如此。去年也曾出版您們合著的《康德評論》（Kant-Kommentare）。是什麼讓這位普魯士大學人在 Negt。眼中如此基進？
Kluge：容我舉個例子─就其著作中提到，何謂思想導引？康德在 1786 年說的：我們所知，日頭東昇西落。而當我們加上南北，就有了空間的基本導引。就如此簡單的立場所至，康德得出了必須是自由的堅定立場。那麼我們就不適合，不從演化當中發展就直接服膺於此。如此康德稱之為「嫩芽」，是大自然給我們的。而嫩芽帶來理性。從此康德發展出永久和平與人權的論述，而到 Oskar Negt 則是社會解決方案─是馬克思意圖的社會變革，卻在國家社會主義當中遭到異化。
ZEIT：啟蒙代表的是不間斷的奮鬥。這也是為什麼勞動對 Negt 如此重要？
Kluge：我們之中就有一個是農夫。而自從巴比倫時代，我們之中就有一個是市民。而且只要動手作，就能感覺到指尖的觸感。Oskar Negt 曾講述一段故事，是其典型的思考的方式。一個中國人跟一個魯爾人坐在一塊，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語言。但是當其中一個人開始轉螺絲，一個接著一個，然後就突然能了解彼此了。一根螺絲連結著遠東跟魯爾區。轉螺絲跟思考本身一樣重要。動手作的觸覺也是思考 ─ 而且有時候比起頭腦運動，來得聰明。這就是他跟康德的連結。
ZEIT：在哲學耕讀與市民生活之間，Negt 會選擇拖拉機嗎？
Kluge：人無法不當市民就成為理論家。農業社會是在我們之中存在六千年的基本模式，然後這四百年才是城市社會。
ZEIT：要怎麼想像您們一起工作？
Kluge：我們有很激烈的口語溝通，幾乎可以說我們是合唱團。然而我們不能夠精準地說出，一個做動詞，一個做主詞。康德稱之為「精神的舞步」，也就是說，對話是有節奏的。當你在節奏之中，就能夠娓娓道來。但這只適合雙人，一個旋轉線路，一個則撿拾起來，然後再一個撿拾起來建出新的思緒。這是我們合作模式的原則。
ZEIT：誰帶領這舞蹈呢？
Kluge：這個層次是很明顯的：他會說要往哪裡去。他在理論上更確知什麼是什麼，通常是他把這些段落讀得更透徹。而我則是從箇中找到讓我感動的句子而負責細節。這個敘事必須兼顧細節與概論，在合作當中放掉自我設限。
ZEIT：Negt 不只想到每周工時 35 小時的烏托邦之可能。自從六零年代，他跟工會就一直保持密切聯繫，1998 年更成為 Gerhard Schröder 的顧問。您們會常討論政治嗎？
Kluge：我們有所共識。他不談工會的事情，我不談電影的事。這跟在我的家鄉 Halberstadt 很相似，屠夫的婚禮就不提供肉。人不可能一邊帶來自己最愛的事物，一邊客觀地工作。
ZEIT：對社民黨無話可說？
Kluge：社民黨不需要理論。有了理論也不會更好。
ZEIT：當今德國上千名聚集上街抗議右翼。Negt 是怎麼經歷這些年民主遭到侵蝕的？
Kluge：法蘭克福學派始於 1932 年而活躍。從柏林運輸會社的罷工期間，國家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開始聯手反對共和國時，Horkheimer 跟Adorno 就留意到不對勁。不到 1933 年，他們就將社會研究所資產搬到瑞士，而研究所人員跟內部雜誌搬到美國。事實是，這種偏差跟迷失都是週期波段的，就跟天氣一樣。如今我們也必須保持警覺。現在的我如果是以 Negt 的想法來說：不要用這麼籠統的術語，而是以 1990 年為例 — 柏林圍牆的倒塌已經過去了。雖然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好事，然而對於稅務顧問、積累財富的投資人和室內裝修者而言，這是警醒的一年。整體經濟正在遭到扼制，公共領域正在遭到摧毀，這無疑是大多數選擇替代黨選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。現在雖然為時已晚，但要弄明白也還不算太晚。如果我們不希望法國和德國的右傾在 2029 年產生極權，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從這些錯誤中學到什麼。
ZEIT：承認勞動的價值對健全的民主有多重要？
Kluge：勞動將人群聚，創造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。在戀愛關係中也有勞動。而動動手帶來的觸知也在此發揮效用。如是說，我們身處的有機體其所發揮的，對我們起了效用，這也是勞動的一部分，也能推到工業和道路建設上。休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但不是觀看或花費奢侈，而是自我的關照。說謊不是勞動，睡覺才是。我的想像力在勞動，我的耳朵在勞動。我的耳朵已校準為每秒辨識出 360 個差異，可以理解語言和音樂，調節平衡並區分箇中細微差別。
ZEIT：當你憶起 Oskar Negt 時，是否曾覺得言猶在耳？
Kluge：我只有聽到他說話時的深思熟慮。當他說到「理性的嫩芽」時，我就將這句話留住耳裏。耳朵會立即留意什麼是好的。甚至在我們學習到字母 ABC 之前，我們就已經體會到音調的不同。
ZEIT：勞動的悲劇在於其涉及到不斷抵抗自然的工事 — 抵抗腐爛，抵抗對我們的有限性。那麼死亡是勞動的結束嗎？
Kluge：在代際間不間斷的勞動跟發揮效用，並非僅示以精神形式的。與 Oskar Negt 一起靈魂漫步，這是一件真實的歷練。別的哲學家已在他身上活動了：老蘇格拉底在他身上留有微量成份。因此，他留下的二十卷著作，將在後世繼續發揮效用。有些會在他身後召喚著他。我希望，他的思想軌跡能像鼴鼠地道一樣通透到未來。
ZEIT：那麼 Oskar Negt 的某部分也會存乎於您。
Kluge：實效即是可行，這是抽象的想法。馬克思說得好：從抽象上升到具象。具象是永恆的，是所有時代的存在。耳小骨在一億五千萬年前是沙漠蛇的下顎 — 蛇用下巴聽覺，然後漸漸演化成我們的耳朵。這種演化存乎當代的我們。這真是令人慰藉的想法，是演化發揮功用，而不是我們。始祖鳥有個像大台摩托車的胸部、非常稀奇的翅膀、以及使其能夠飛行的平衡感。始祖鳥身體的構造原理與城市裏的鴿子相同。演化的構造模型亦復如是。某些東西飛越了時光荏苒。
ZEIT：思想是飛翔的。
Kluge：對於 Oskar Negt 的死亡來說，克服重力可是個好主意。這種能力可以展翅高飛。雖說靈魂飛翔，但不，是貨真價實的人可如此。我們之中有種能夠飛行的所知所能。這是慰藉的所在。
